“板凳要坐十年冷”，樊锦诗用一生践行着这句话。她的坚守，不仅是对敦煌的深情，更是对中华文明的守护。正如宿白先生所言：“致学存乎心，补拙莫如勤。”

｜第一讲｜

一、敦煌的开拓和丝绸之路的开通

敦煌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最西端，自古就是多民族多文化交融之地。先秦时期，有月氏、乌孙等游牧民族在此驻牧。秦汉之际，匈奴崛起，控制了敦煌及河西走廊，对西汉王朝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为解除边患，汉武帝于公元前139年和公元前119年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虽未能实现联合月氏、乌孙夹击匈奴的战略目标，却打通了东西方之间的交通线路，史称“张骞凿空”。

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大破匈奴，彻底扫清了中原通往西域的障碍。公元前111年，武帝“列四郡、据两关”，行政上在河西走廊由东向西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军事上于四郡之北修筑长城，敦煌西面设置玉门关、阳关，并大规模移民实边、屯田戍守。中原移民不仅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和灌溉方法，改变了当地的游牧经济；更传播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原文明，奠定了敦煌作为丝路重镇的历史地位。这一系列举措，为后世以莫高窟为代表的敦煌石窟艺术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文化条件。

丝绸之路示意图

黄河和兰州以西到敦煌有一条天然的地理上的走廊，因为在黄河以西，所以称为河西走廊。走廊全长1200公里，地形平坦，水草丰美，南有祁连山和青藏高原，北为北山和蒙古高原。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1世纪，海运尚不发达，河西走廊作为中原通向欧亚的陆上干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以汉代敦煌为例，向东可通往首都长安、洛阳，继续东延可抵达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向西经过西域，可到中亚诸国、南亚印度、西亚波斯，乃至地中海的古埃及和古希腊。除这条陆路交通线外，河西走廊向北越过戈壁沙漠，沿天山北麓西行，可进入草原丝绸之路；向南翻过阿尔金山，入青海南行，经过西藏，可到尼泊尔和北印度。汉唐时期，敦煌处于丝绸之路上的战略要地，它既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也是当时的宗教、文化和知识交汇处。悬泉置出土的带有“小浮屠里”字样的汉简和斯坦因在长城烽燧下所获取的八封粟特文信札都可以为证。正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文化持续千年的对话，孕育了敦煌石窟的文化硕果。

悬泉置出土汉简和斯坦因发现的粟特文信札

二、敦煌莫高窟的创建、主要内容及其保存

要讲敦煌讲佛教，我们就要从印度谈起。相传佛教的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是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的王子，他年少时思索人生意义，毅然舍弃王族生活，踏上求道之路。在经历多年苦修后，他意识到极端苦行并非通向解脱的正途，遂于菩提伽耶的毕波罗树下静坐冥想，深入参悟四谛与十二因缘之理，最终证得无上正觉，成就佛果。“佛”，意指觉悟者，即智慧圆满之人。“释迦牟尼”则是佛教徒对其的尊称，意为“释迦族的圣者”。

释迦牟尼去世百年后，佛教内部逐渐产生教义分歧，形成不同宗派。这一时期的佛教艺术主要是以非偶像的象征物来表现，如佛塔、法轮、佛足、圣树或菩提树、伞盖等。公元前1世纪，大乘佛教为扩大影响塑造了很多佛像和菩萨像。这一时期的佛陀形象，主要体现在犍陀罗和马图拉两大艺术中心的雕塑作品中。犍陀罗风格深受希腊化影响，其佛像造型在体态、发式及服饰等方面都带有明显的希腊艺术特征。而马图拉风格则更多地保持了印度本土特色，佛像造型遵循印度传统审美，衣纹处理上多采用轻薄贴身的雕刻手法。

学界普遍认为，佛教及其造像艺术于东汉时传入中国。两晋十六国时期，佛教和佛教艺术在汉地广为传播，特别是北方地区，造窟运动盛行。以石为窟，取其永久之意。敦煌石窟群的开凿也主要集中在这一时期。

敦煌石窟主要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东千佛洞等，因其位置、内容、艺术风格相近，可统称为敦煌石窟群。其中，莫高窟以其宏大的规模、丰富的遗存和卓越的艺术成就，成为敦煌石窟群的代表之作。

莫高窟俯瞰

据唐圣历元年（公元698年）《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记载，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僔的和尚“行止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在莫高窟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次有法良禅师“于僔师龛侧”开凿第二个洞窟。从此，莫高窟开窟、塑像、绘画的佛事活动持续了十个世纪，直到14世纪的明代才停止建窟。

至今在鸣沙山东麓宕泉河1700多米长的崖壁上，保存了公元4—14世纪开凿的735个洞窟。石窟分为南北二区，南区是供奉与礼佛的殿堂，保存了2000多尊彩塑、45000平方米壁画；北区则是僧侣修行和生活的场所。

石窟艺术是集洞窟建筑、彩塑和壁画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洞窟建筑根据不同功能需求而采取不同形制；彩塑是接受膜拜的主体，置于窟内最显著的位置；壁画布满四壁与窟顶，通过丰富的图像叙事诠释佛教经典及其思想教义。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建起完整的佛教艺术空间。

莫高窟的洞窟形制有十余种，主要形制为以下五类：第一类是禅窟，供修行者坐禅修行，正壁开龛塑像，左右两侧壁各开两个或四个仅容一人打坐的斗室。第二类是中心塔柱窟，平面长方形，在洞窟内凿出连地接顶的方形楼阁式塔，塔柱四面开龛塑像，供修行者绕塔礼佛观像。第三类是殿堂窟，正壁开龛塑像，是修行者礼佛或听讲法的场所。第四类是佛坛窟，洞窟中央凿出方形佛坛，彩塑群像置于佛坛之上，外有供修行者礼佛观像围绕佛坛的环形通道。第五类是大像窟，洞窟高耸，贴正壁造石胎泥塑大像，佛座后凿出供信徒巡礼用的马蹄形通道。

彩塑题材主要有大彻大悟、具有最高智慧的不同的佛的造像，自己觉悟又能普度众生的菩萨造像，虔诚修行、只求自我解脱的弟子造像，剽悍勇猛、守护佛法的天王、力士等神祇造像。

莫高窟彩塑

壁画题材内容丰富，可归为七类：第一类是尊像画，题材与彩塑基本相同，表现佛、菩萨、弟子、天王、力士、天龙八部等佛教诸神。深受人们喜爱的飞天形象就属于这一类型。第二类是释迦牟尼故事画，可细分为以下三类：一是表现佛祖未成佛前的佛传故事，二是佛祖过去世救度众生、忍辱牺牲的本生故事，三是佛祖成佛后传教说法、度化众生的因缘故事。第三类是中国传统神仙画，表现东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娲等传统神仙形象。第四类是经变画，其特征是以绘画形式阐释一部佛经的思想和内容。根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所载，经变画是隋唐画家们的艺术创举。他们以丰富的想象力，创造性地将佛经思想和中国传统人物画、建筑画、山水画、花鸟画、社会风情画相融合，描绘出一幅幅宏伟壮丽的佛国世界。这种艺术形式通过直观的视觉呈现，使佛教义理得以通俗化传播，极大提升了宗教艺术的感染力。经变画的影响远播东瀛与朝鲜半岛，成为东亚佛教艺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第五类是佛教史迹画，描绘佛教史上的一些传说或故事，以及佛教圣地、圣迹等。第六类是供养人画像和题记，是为祈福禳灾、出资开窟的功德主及其眷属礼佛供养的画像，其身侧的文字题记是研究敦煌历史的重要史料。第七类是装饰图案，既作为视觉元素分割不同主题的画面，而又如同一条精美的纽带，将建筑、彩塑和壁画等不同艺术形式链接为一个风格统一的有机整体。

双飞天 莫高窟第320窟 盛唐

敦煌地处干旱气候区，又由于壁画、彩塑所使用的矿物质颜料性质相对稳定，加之历史上未遭大规模战乱破坏，石窟得以较好地保存。15世纪中叶，明朝政府因嘉峪关以西局势动荡而采取收缩政策，莫高窟遂逐渐荒废。20世纪初，藏经洞的惊世发现使敦煌重获关注。英、法、日、俄、美等国探险队相继掠走大量珍贵文物，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同时，他们中也有人开始以考古学的方法对洞窟做了编号、测绘、照相、文字记录，并公布了敦煌石窟的部分资料。

1944年，在于右任先生的大力推动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由常书鸿先生出任首任所长，由此开启了敦煌石窟系统性保护与研究的崭新篇章。新中国成立后，该机构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标志着国家层面开始全面主导敦煌文化遗产的保护、修复与研究工作。

七十余年来，一代代莫高人秉持“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矢志不渝，薪火相传，为敦煌石窟的科学保护、深入研究与创新传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今，敦煌文化遗产保护已成为展现中国文物保护成就的重要范例。

｜第二讲｜

一、百科全书式的敦煌壁画

敦煌壁画的内容虽然以佛教为主，但也有很多反映世俗和现实生活的素材。北周时期莫高窟第296窟的《福田经变画》反映了丝绸之路上中西方商人的相遇。西夏时期的榆林窟壁画描绘了打铁、酿酒等手工业生产的场景。敦煌壁画还完整呈现了从播种到收割的全过程，尤其是盛唐时期莫高窟第445窟描绘的曲辕犁，为研究中国古代农具提供了珍贵的图像史料。

此外，敦煌壁画还描绘了很多反映古代军事、体育活动、建筑和交通工具的场景。琵琶、箜篌、连鼓、阮咸等各类中外乐器也出现在敦煌壁画上。因此，敦煌壁画被誉为“古代乐器宝库”。胡旋舞等舞蹈和婚丧嫁娶的场景也可在敦煌壁画中看到，如莫高窟第454窟描绘了宋代在庭院中举行婚礼的场面。

莫高窟第454窟描绘的宋代在庭院中举行婚礼的场面

二、敦煌藏经洞文物的发现、流散及其主要内容和价值

（一）敦煌藏经洞文物的发现与流散

1900年，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带人清理莫高窟第16窟（现编号第17窟）甬道积沙时意外发现了藏经洞。藏经洞的面积仅为7.65平方米，体积不到20立方米。整个洞窟堆满了经卷。王圆箓带领亲信翻乱了经卷，从中挑选了一些文书和绢画中的精品赠送给甘肃省的官僚。藏经洞的文物由此开始在地方官员之间流散。

由于晚清政府腐败无能，西方列强的探险家接踵而至，从王圆箓手中骗购了大量藏经洞文物，这造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两次来到莫高窟，用极少的银两买走了藏经洞中的文物一万多件。这些文物现藏于英国和印度的图书馆和博物馆。法国探险家伯希和用区区五百两白银，被王圆箓允许进入藏经洞，用三周时间把藏经洞的文物翻检了一遍，精心挑选了六千多件价值极高的精品文献和两百余幅绢画。这些文献和艺术品现藏于法国。清政府得知敦煌藏经洞发现大量文物后，王圆箓又私藏了一些文物，后来卖给了日本中亚探险队的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1914年，俄国探险家奥登堡组织的考察团在莫高窟发掘和购买了大量文物。

1914年俄国探险家奥登堡组织的考察队装载文物离开莫高窟

据初步统计，敦煌藏经洞文物流失在海外十余个国家几十个博物馆、图书馆，共计4万余件。国内流散在多省几十个博物馆、图书馆的敦煌藏经洞文物，约2万余件。

（二）敦煌藏经洞文物的主要内容和价值

敦煌藏经洞文物，又称敦煌写本、敦煌卷子、敦煌文书、敦煌文物，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宗教典籍。敦煌藏经洞汇聚了佛教、道教、景教、摩尼教、祆教等中外宗教典籍。其中，佛教典籍数量最多，占90％以上。这些佛教典籍除了包含历代传世的佛经外，还包括很多传世大藏经中没有的典籍和中国僧人撰写的佛教著述，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敦煌藏经洞中还保存了数百件道教经典，如《老子道德经》。敦煌藏经洞还发现了西方传来的景教、摩尼教和祆教的经典和艺术作品，如叙利亚文《圣经》、《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和祆教女神像。

敦煌发现的佛教《六祖坛经》

第二，官私文书。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官方文书有制、敕、册、令、榜文、判辞、过所等，还有户部、刑部、兵部、吏部相关的文书。如，《张君义勋告》是张君义等263人因公受勋的委任状的抄本。私人文书则包括契券、账历、书牍、分家产文书等，是研究中古时期文书制度、官制、兵制和民事契约行为与规范的第一手资料。如，五代时期《塑匠都料赵僧子典儿契》事赵僧子典押儿子的契约。

敦煌发现的《张君义勋告》抄件

第三，四部书。藏经洞发现的中国古籍，可按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包括《周易》《论语》《孝经》等经部典籍、《汉书》《沙州都督府图经》《西天路竟》等史部典籍、《书仪》《太公家教》《食疗本草》等子部文书和《大目犍连变文》《云谣集杂曲子》等集部遗书。其中不少是珍本、孤本，还有很多是已经散佚的书籍。

敦煌发现的《孝经》

敦煌发现绢画《引路菩萨》

三、华戎所交一都会

《后汉书·郡国志五》注引《耆旧记》记载“（敦煌郡）华戎所交，一都会也”，说明了敦煌是中华文明与域外文明的交汇处。以敦煌石窟艺术和敦煌藏经洞文献为代表的敦煌文化遗产，既以中华文明为本位，又以开阔胸襟和恢宏气度，广泛吸纳、融汇希腊罗马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中亚文明等多种外来文明，体现出开放、包容、互鉴的文化特征与共生智慧。5世纪上半叶的洞窟中描绘的希腊爱奥尼亚柱式、莫高窟早期中心塔柱窟的建筑形制、藏经洞出土的波斯摩尼教经典、敦煌壁画中康国女子表演的胡旋舞，分别体现了希腊罗马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中亚文明在敦煌的融汇。

历史上由敦煌传入西域地区的儒家经典、律法、医学和蒙书，对应着中华民族的哲学理念、社会正义、人本情怀和育人智慧，体现出中华文化济世安民、泽被四方的人文之光。

敦煌发现的蒙书《开蒙要训》

莫高窟和藏经洞，是一座博大精深、兼收并蓄、绚丽多彩、独具特色，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世界文化艺术宝库，它对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丝路精神，彰显中华民族博采众长的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要更努力地保护敦煌莫高窟和藏经洞文物，深入研究、发掘、阐释、传承、弘扬其价值和内涵，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丰厚滋养，使它为推动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资料来源：敦煌研究院、北京大学，作者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

来源：中国民族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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